3月初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相继宣布，今年各增加150个本科招生名额。此外，中国人民大学、武汉大学等高校也将扩招本科生，增幅在100至500人不等。

事实上，近年来本科生扩招规模持续扩大，但今年的力度尤为显著。3月6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表示，将持续推动高等教育提质升级，扩大优质本科教育供给，进一步增加“双一流”高校的招生规模，在去年扩招1.6万人的基础上，今年力争再增加2万人。

此次扩招的专业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业态领域。多位受访专家认为，这是高校在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上的主动调整。有分析认为，作为连接基础教育、科研与产业的关键环节，本科招生的变化不仅影响高考录取格局，也映射出高校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
“提高了进入名校的概率”

2024年12月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“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”。今年1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(2024—2035年)》也强调，要“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”和“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”。

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英剑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此轮扩招的核心是培养高层次人才，以支撑科技创新、制造业升级和产业转型。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仅有助于适应人口变化与就业需求，应对高学历需求上升的趋势，也能缓解“难进一流高校”的压力，提升高等教育的公平性。

过去五年，我国高考录取人数从2020年的967.45万人增长至2024年的1050万人，但本科录取率却从41.4%降至33.5%。本科教育，尤其是优质本科资源供给相对不足。近三年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在内地的本科招生规模分别稳定在3400—3500人和3800—3900人。

一位国内顶尖高校长期从事本科招生工作的老师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，清华、北大等头部高校在各省招生时，不仅需要向每位录取学生及其家长解释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，还需与各学院沟通协调，招生名额还涉及不同省份间的激烈竞争。在她看来，整体上，这次扩招的确提高了进入名校的概率。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宁波大学校长蔡荣根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“双一流”高校从自身发展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角度，具有扩招的意愿，但扩招规模不仅要考虑国家和地方政策，也取决于学校教学资源的承载能力。蔡荣根介绍，高校扩招涉及教学资源、师资力量以及基础设施等因素，学校需评估自身承受能力，每增加一名学生，地方财政都要增加相应拨款，学校也需要更多编制以引入师资。

“扩招决策既受政策引导，也受高校自身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制约，这是响应国家号召的一次集体行动。”郭英剑这样评价。

“人才培养模式发生变化”

多所扩招高校的招生部门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各省份、各学院的具体扩招名额尚未最终确定。然而，这些高校的扩招通知中，“面向国家急需的前沿技术和新兴业态”“培养人工智能与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” 是常常被提及的表述。

北京大学的新增招生计划将重点聚焦国家战略急需、基础学科及新兴前沿领域，主要依托元培学院、信息科学技术学院、工学院和临床医学专业进行培养。清华大学则将新增本科生纳入新成立的本科通识书院，该书院计划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教学与科研，培养掌握AI技术并具备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。

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分析，“双一流”高校扩招本科生，背后的逻辑与近年来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改革一致，即淘汰老旧学科，增设适应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的学科专业。专业调整的本质也意味着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。

日前，复旦大学校长金力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人工智能来了，知识结构单一、没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学生，很快会被淘汰。复旦要培养多潜质、高潜能的“干细胞式”人才，学生要对原来貌似不相干的事物进行关联式思考，搞清楚新关联的因果关系和学理机制。未来，复旦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，将从“专业”变为“项目”。每个项目，可能由一个或多个学科支撑，可以拿到一个或多个学位。复旦新工科，要构建“从0到10”的系统创新能力。

“真正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。”陈志文认为，当前新工科建设中，重论文、轻实践的“工科理科化”倾向依然存在，推动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建设、引入更多产业界人士参与教学，是破解“工科理科化”的方法之一，但这也会压缩原有教师的课时，这种“做减法”的改革显然更困难。

记者梳理部分扩招“双一流”高校的“人工智能+”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发现，目前所谓的交叉培养往往只是简单叠加不同专业的基础课程，真正具有前沿性和融合度的课程仍较少。郭英剑分析，即便一些学校的交叉学科已在推进，但受限于学科壁垒，整体进度较慢。与此同时，部分高校的学科调整受审批流程复杂、调整周期长等因素影响，难以灵活适应市场需求。

“科技创新”与“文科价值”

“此次本科扩招偏重于理工农医，对文科的影响显而易见。”郭英剑认为，随着学术资源向理工农医学科倾斜，文科的支持力度势必相应减少。

今年，多省政府工作报告频繁提及高等教育专业调整，至少10个省份提出发展理工农医类紧缺专业。例如，山西省计划将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提升至55%，内蒙古自治区则设定50%以上的目标。

蔡荣根表示，例如今年宁波大学计划扩招约300人，重点投向制造、信息、水产和医学等紧缺领域。相比之下，文科的需求量相对较小，他认为，文科作为思想创新的源头也十分重要，“学校对文科的重视体现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而非单纯扩大招生规模”。

复旦大学近期也宣布将调整学科结构，将文科招生比例从30%—40%降至20%，形成“文、理、医、新工科、交叉学科”各占20%的新格局。该校校长金力表示，此举遵循“文科做精、理科做尖、工科做强、医科做新、交叉做活”的原则，旨在优化学科布局，推动交叉融合。

“即便是国内文科实力顶尖的高校，也在向理工、新工科和交叉学科倾斜。”郭英剑分析，复旦的改革可能引发连锁反应，影响更多高校的学科布局，而如果文科招生规模持续缩减，不仅会影响文科人才储备，还可能因社会对“实用性”的过度强调，削弱文科的社会认同，进而影响优秀学生的报考意愿和学科的长远发展。

郭英剑认为，国家治理、文化传播、社会研究等领域仍需高水平的文科人才，在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的发展中，传统文科内容依然重要，不能被简单边缘化。相反，文科应增强适应性，加强与科技融合，以提升应用价值和就业竞争力。

陈志文表示，过去20年的大学扩招中，由于办学成本较低，高校大量设置了人文社科类专业，文科就业压力下，教育系统必须反思人才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矛盾。近日，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周忆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对于普通高校而言，要考虑缩减缺乏核心技能的专业，顶尖学校有必要保留适当规模的文科专业。

郭英剑认为，未来高校如何在“科技创新”与“文科价值”间寻求平衡，将成为改革的重要课题。他建议，高校在调整学科体系时应保持一定文科学科布局，适当提高交叉学科中的文科比重，使其在政策制定、科技伦理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，而非单纯缩减学科规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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